我1975年至1977年1月任杨善洲同志的秘书，1980年至1990年在云南省保山地委办公室调研科任副科长，在杨善洲身边工作的时间超过12年。要是细说我亲身经历的有关杨善洲的故事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，还是挑几个大家没有听过的故事讲讲。

工作沉到第一线

每年春耕栽种的大忙季节，都有一个身穿对襟衣、脚穿塑料凉鞋、手拄一根竹棍的老倌活跃在田间地头。他不时蹲下身来，和田里插秧的农民亲切交谈，用手中的竹棍丈量秧苗的株行距，有时还会脱掉塑料凉鞋卷起裤脚，对我说：“兆华，他们插得太稀了，我们下去插给他们看看。”

这个老倌就是杨善洲，终生都把工作沉到第一线的共产党员。

龙陵县木城公社与缅甸隔江相望，国境线有20多公里，不通公路。为了考察木城公社能否大面积种植甘蔗和边境小额贸易情况，杨善洲带着秘书祝正光和我、龙陵县县长杨泽林，从德宏州潞西县进入木城公社。在亚热带山谷中行走，天气炎热无风，人人汗流浃背，衬衣都被汗水浸透了。

途中，杨泽林感到头晕，说：“杨书记，歇口气再走。”杨善洲说：“河谷里气温高，一歇下就不想站起来，容易疲劳中暑，不能歇，慢慢走。”

杨善洲在木城公社前后调研了3天。一天，从花椒树大队返回平达公社时，他说：“兆华，你看看表，我们今天走几个小时。”我认真计算了一下，不算路途吃饭休息，当天足足走了8个小时。

没有官架子的杨善洲

认识杨善洲那么多年，我从没见他穿过西装和皮鞋。他的穿着和农村老倌一样，粗布的对襟衣，塑料凉鞋和解放鞋，最好的衣服是“的卡”中山装，那是他到省城开会和出席重要会议时的行头。

因为他的穿着，还闹出了不少笑话——到省城开会，服务人员拒绝他进入餐厅；下乡调研也常常被误认为是普通工作人员。

1975年，我跟随杨善洲从龙陵地震灾区赶回保山参加地委紧急会议。因为阴雨和大雾，吉普车只能在公路上缓慢行驶。这时，迎面驶来一辆大型货车，为了避免撞上我们主动滑到了公路侧沟里。货车驾驶员生气地跳下车，我们赶忙向他赔礼道歉，并表示责任在我方，愿赔偿他的车辆损失。当他得知车上的杨善洲是保山地委副书记时，半信半疑地说：“这个老倌像个农民，不像是当官的，没有一点儿官架子。”

我到公路养护道班借来工具，杨善洲和我们一起在雨中抬石垫土，用了近4个多小时才把货车开出来。这时已是下午2点多，杨善洲和我们早晨没有吃早点，个个浑身泥土、饥肠辘辘。回到车上我问杨善洲：“杨老当（‘文革’期间被定为‘当权派’），今天我们被撞滚到江里，死了可算烈士？”他说：“什么烈士，不算。”我说：“因公殉职总可以了吧？”他说：“那还差不多。”

屡过家门而不入

1976年5月29日傍晚，龙陵发生7.3级大地震。杨善洲刚从昆明治病回来，当晚就带着工作组沿着断裂的公路深入龙陵地震中心灾区。他不顾自己刚出院的病体，整日风里来雨里去，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走，双脚都在水里泡烂了。

在这次大地震中，杨善洲在施甸的家也受到严重破坏——住房的山墙倒塌了，年久失修的茅草房也多处坍塌，外面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。年迈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都十分想念他，托人带信到保山，让他抽空回家看看。然而，直到地震过去两个多月，他也未能回家。

一次，车子经过通往施甸的路口。我说：“杨老当，你家带信说娃娃们都十分想念你，让你回家一趟。”杨善洲打断说：“我的经验是娃娃你不回去看，他也会长大。如果家中老母鸡打架，把鸡圈蹬塌了，也要回去修，共产党员是当不成的。”车子没有拐弯，继续向龙陵灾区开去。

1976年7月底，龙陵的抗震救灾工作还没有结束，腾冲县的清凉山又发生6.2级地震。从5月29日龙陵大地震到9月9日毛主席逝世，杨善洲始终奋战在龙陵和腾冲抗震救灾第一线。多次路过施甸，都没能回家看望白发苍苍的母亲和妻子儿女，他把无私的爱奉献给人民，欠家人的太多太多……●(杨兆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