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石景山老山街道社区有10名平均年龄在72岁的老人，她们放弃了退休后的悠闲生活，11年来义务为社区里那些来自贫困家庭、问题家庭、单亲家庭的孩子们补习功课，有的老人已经罹患两种癌症，动过7次手术，有的老人因为胃癌切去了四分之三的胃……但是她们却依然每天忙着家访，去学校了解孩子们的情况，她们就像是燃尽自己却照亮别人的蜡烛，一点点耗尽生命最后的光芒，只为那些曾经的问题孩子们拨开黑暗、点亮希望。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“红蜡烛”的帮助下，一步一步走出阴影，找到了人生的目标。是“红蜡烛”为他们点亮前行的航标，让他们鼓起勇气，振翅飞翔。而每当看到那些由开始抵触、叛逆的“问题少年”渐渐回归成天真可爱、乖巧懂事、勤奋努力的好孩子时，“红蜡烛”们的心就更热，她们所发出的光芒也就更温暖、更明亮……
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在石景山老山社区的一间活动室里，记者与“红蜡烛”特殊家庭子女跟踪教育小组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，在老师们娓娓地讲述中，时光似乎又回到2001年2月6日。
原来，2001年初，被街道返聘的彭世治老师开始着手调查青少年教育问题，为此，她和其他3名教师挨家走访，对老山社区“特殊家庭”孩子的情况做了一项调查。
这些“特殊家庭”的孩子中，多门考试不及格的占75%，曾经留级的占60%，曾经参与打架斗殴的占85%，曾经参与偷盗团伙的占15%，还有的孩子故意到居委会放火……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，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，每个孩子心中都有难以抹去的阴霾。
4名老教师坐不住了。于是，2001年2月6日，特殊家庭子女跟踪教育小组应运而生，33名需要帮扶的“问题孩子”被分给了各个老师。
于淑华老师是教育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。回忆起最初的家访，于老师说，自己遭到不少的白眼和冷言冷语：“现在还有不收费就给孩子补课的老师吗？”“我的孩子没啥问题，不用你们来管？”“你们是来向我妈妈告状的吗？”……
杨杨的身世很可怜，父母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异了，他由爷爷奶奶抚养到上小学。在杨杨的记忆中，爸爸是一个可怕的人，他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，皮带抽、责骂成了杨杨的家常便饭。第一次和杨杨接触，于老师察觉到了孩子的抵触情绪。“他的眼神总是躲闪着，话也不愿意多说。后来，我就和孩子聊爱好，他说他喜欢画画。”在于老师的鼓励下，杨杨拿出了水彩笔，在画纸上涂涂抹抹了几分钟，两只伶俐可爱的小蚂蚁跃然纸上。
“当时我就让孩子在画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”于老师回到家中，把这幅画贴在了自家门上。过了一天，杨杨到她家补课，一眼就看到了贴在门上的画。“孩子当时眼圈有些发红，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被这样欣赏和鼓励过。”但是，第二次于老师到杨杨家去家访时，杨杨拿出画纸准备再给于老师画幅画时，杨杨的奶奶一把扯过画纸，撕了个粉碎，粗暴地让他好好学习。“当时孩子的泪就流了下来，事后，我拉过他的奶奶，告诉她：‘你撕碎的不是画纸，而是孩子的心。’”经过于老师与家长沟通，大家一起对杨杨进行鼓励式的教育。慢慢地，杨杨像是变了个人，阳光般的笑容重新浮现在他脸上，学习成绩也很快得到提高。现在，杨杨最知心的朋友就是于奶奶，无论有什么心事儿，都愿意和她一起分享。
张克佩老师是2004年5月加入教育小组的，目前负责帮扶3个孩子。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强强来自一个再婚家庭，父亲常年酗酒，母亲因为经营小饭馆，没有时间管理孩子。于是就雇人每天带着强强上下学。可是受雇的阿姨又喜欢打麻将，接回强强后，阿姨便呼朋引伴在屋里支起了麻将桌。每天，伴随着噼里啪啦的麻将声，强强进入梦乡。
在得知了强强的问题后，张老师先后找到了强强的爸妈，进行沟通。“我对强强的妈妈说，孩子那么聪明，你现在忙着开饭馆赚钱，如果耽误了孩子，那么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。”张老师的一席话说得强强的妈妈低下了头。于是她和张老师约法三章，开始管教强强。以前从不过问儿子学习的妈妈像是变了个人，不仅督促儿子写作业，还教他学拼音认字。很快，强强的学习成绩就上来了。老师的表扬更让他产生了学习的动力。
11年过去了，红蜡烛帮助的68名学生中，除了21名学生接受辅导外，其余都顺利从“辅导班”毕业，步入大学、职高，很多孩子已参加工作。这些年里，虽然红蜡烛的成员由最初的4人变成现在的10人，可是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年过七旬，有的甚至是耄耋之年的老人。对于未来，红蜡烛小组现任的组长邵誉培不免有些担心。“人上了岁数，很多事情力不从心。”邵老师说，除了身体跟不上，现在的教科书也越来越难，每次备课都要花费大家很长的时间。老师们从网上下载学习资料，了解时下重大事件，比如金融风暴、低碳环保，“我们也要充电啊。”
目前，红蜡烛已通过社区向社会征集志愿者，同时联系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，看看有没有志愿者愿意提供帮助。“希望志愿者的年龄在70岁以下，身体好，喜欢孩子，又乐于奉献。”
邵誉培（红蜡烛现任组长）：当时彭世治老师被老山街道返聘，做青少年教育方面的调研，后来她拉我一起走访那些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，就这么着，我就走进了这个小组。其实参加小组活动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回报社会，将别人给我的爱继续传递下去。怎么说呢，我是由养父母抚养大的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新中国成立后，11岁的我才上了小学。我现在常常在想，如果没有党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而且养父母对我也很好，他们供着我一直读到大学，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只读到了中专。
记者：是什么力量让您坚持了这么久？在这11年的奉献中，有没有想过要放弃？
邵誉培：一开始成立特殊教育子女跟踪教育小组，是因为考虑到社区这边的需要。再者，我们小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老党员，退休了，也得发挥余热。如果什么都不干，那怎么体现党员的作用？另一方面，我们的活动也得到了学校、老师、学生以及家长们的认可，同时街道还为小组的活动提供了大的活动室，有了这些支持，让我们更有理由继续坚持下去。
记者：希望那些受到红蜡烛帮扶的孩子们走上什么样的道路？
邵誉培：不少我们接触过的问题孩子生活的家庭缺乏温暖，我们和孩子们在一起，就是要补上他们缺失的这部分温暖和爱。同时，我们除了督促孩子们学习，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，还要教育他们的思想，让他们走正道，能自食其力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
记者：很多老师都坚持了不少年，那么家人有没有反对？
邵誉培：怎么会没有呢？因为要为孩子们辅导功课，而我又买不到教材，只好去图书馆借。可是图书馆借书是要有归还期限的，所以我就把书上的内容抄下来，有时候一直抄到凌晨两三点，老伴看见了，直说我“还要不要命了”。我知道他是心疼我，因为我的身体不太好，直肠上长了3个瘤子，而且心脏也不太得劲儿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家人不理解，后来看到我们这么坚持，慢慢地也就改变了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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